耀邦去世前十天的长谈


李 锐


一九八九年四月五日下午两点，元元来，同去耀邦家，谈到九点半。

一月九日至二月二十日，应美国哈佛大学费正清东亚研究中心邀请，我以访问学者身分在美国逗留了四十天；一半时间在哈佛，另一半在西里斯克、密歇根、芝加哥、伯克利、斯坦福五所大学的东亚研究中心。关于中国革命回顾和改革开放形势，作了多次讲演，并同这些中心研究中国的学者、专家和部分留学生座谈，交流看法，回答问题，尤其是关于毛泽东的功过是非谈了自己的观点。在美国遇到留在日本的学者杨中美，他将所著的《胡耀邦传》中文版赠我，回来后即让元元交与耀邦。

其时胡乔木应李政道邀请拟访问美国，知道我刚从美国回来，三月五日，特让郑惠来找我谈谈美国之行的观感。郑惠是乔木多年助手，时任中央党史研究室副主任，知道我同乔木的历史关系，个人之间并无恩怨，尤其清楚是乔木建议我写《庐山会议实录》并予帮助的，四月四日又见到了郑惠，乔木听到我的介绍和意见后，甚为感动。

于是同耀邦交谈开始，便提到乔木访美前发表了一篇文章：《中国为什么犯二十年的“左”倾错误》（令人不解的是用“中国”而不用“中共”），似乎想改变一下自己的形象，是否真有改变，还得察其言观其行。接着我就谈访美国之行的经过，谈到不仅许多留学生而且美国研究中国的学者，都关心他的情况。关于美国的情况和我的看法，谈得较多。如美国历史没有什么传统又有传统，移民国家的特点，两党轮流执政问题，对个人自由与平等的尊重，社会生活与社会保障情况，资本的社会化，税收政策，黑人问题等等。在哈佛时曾住在傅格尔（Vogel）教授（《日本第一》作者）家中，同也住在此处的刘宾雁有过接触，刘到过四十所大学讲演，想办一份有别于《中国之春》的刊物，“小骂大帮忙”。我劝他还是同国内取得联系为好（这个刊物后来没有办成）。关于美国民主，也谈了自己的看法。还谈到参观许多博物馆，也见到马克思全身铜像，西方将马看做是一个经济学派的创始人。我谈完之后，耀邦谈了十个问题，记录如下：

我的四月五日日记中，有这样几句话：谈了十条分歧。“要树自己”。导火线在“同意全下”，“自己半下”（两下对话）。这肯定是我当时的观感。事实是否如此，当由历史评定。

（一）关于华国锋的问题。（一九六二年短期下放湖南时，耀邦曾任湘潭地委第一书记，同华国锋有过一段共事经历，在党校也合作过，比较了解其人。当年在党的高层议论华的问题时，邓小平认为华是坐直升机上来的，是造反派出身。耀邦认为。）主要问题在继续搞“两个凡是”个人崇拜，受了汪东兴身边那个秀才班子的影响；处理不要过急，要宽一点，保留在政治局好，不要搞丑化。而且粉碎“四人帮”，华和汪东兴还是起了重要作用的。（耀邦的看法得到大家赞同。他讲了很长一段话。彭真还特别称赞：讲得好。处理华国锋的决议，乔木起草，经他修改，措辞较和缓。华下台后，本人也一直没有说过什么过头话。）

（二）处理“四人帮”的问题。大家一致赞成公审。最初有个别人主张江青、张春桥应处死刑并即执行。叶帅和我、赵紫阳等都反对，徐帅坚决反对，陈云说，如只我一票反对，也要记录在案。主张杀头的最后也同意大家的意见了。

（三）清理“三种人”的问题。从宽还是从严，一直争论到一九八三年整党。有些省矛盾很尖锐，如山东、广西、江西、湖南、内蒙等。处理不好，又会发生内乱。我顶住了过急的一面，坚持冷处理，尤其是一些省的一把手，历史上有过功绩的人，更要慎重，从宽为好。（他谈到刘建勋、刘子厚、李雪峰、白如冰等人的情况）保与不保，在高层中是有争论的。有一次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开会时，陈云谈到“文革”是特定历史条件下发生的。我很是赞同，抓住这一点大做文章。

（四）清除精神污染问题。胡乔木、邓力群二人一直反对周扬、夏衍和巴金，认为他们三人是搞“自由化” 头头，影响太大。我一直顶住。认为三个人决不能整。（大家知道：这二位“左王”是怎样利用所谓“异化”问题整周扬和王若水的。邓后来被这二位说动了，于是十二届全会发难：清除精神污染。）我曾批评过王兆国不该发言：“你又不知道周扬的历史情况，发这个言干什么。”乔木还拟了个文件，全国发下去，要人人过关作检查。我于是给乔木打电话：不能这么搞了，并且将原件退了回去（这也说明，耀邦胸无城府，从无抓人家小辫子的习惯，并不把这样的文件留在手里）。当时邓力群气势汹汹，逼得《人民日报》、新华社都发表文章：《向精神污染作斗争》。由于我和紫阳联手抵制，其他书记处成员都不赞成，大家知道，这场类似“文革”的“清污”运动，只搞了二十八天，停止了下来。赵紫阳在人代会讲到，此事中央有责任。但是胡乔木、邓力群二人一直对此不满，耿耿于怀，于

还有呢，真急死人啊，汗:s_6:

stonlu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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