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要说南宋最有作为的皇帝，那非宋孝宗莫属，《宋史》赞美道：“卓然为南渡诸帝之称首”。他在内政上积极改革，让南宋进入了“乾淳之治”的繁盛状态。在军事上，他也主动推动北伐事业，试图收复中原。然而，宋孝宗在位生涯，有大半时间都只是一个半傀儡的皇帝，只是宋高宗的提线木偶罢了。受他人牵制，宋孝宗的宏图大业没有得到了推行，最终还是黯然退出了历史舞台，让人无比惋惜。
一，太祖之后，当再有天下
北宋是宋太祖赵匡胤建立的，但是赵匡胤的子孙却未能当上北宋的皇帝。976年，赵匡胤之弟赵匡义发动了政变，僭越称帝，也就是宋太宗，从此宋朝江山转移到了太宗系子孙中。977年，宋太祖下葬后，司天监苗昌裔私下对内侍王继恩说：“太祖之后，当再有天下。”997年，宋太宗去世，王继恩、李昌龄等谋立太祖之孙，赵德昭之子赵惟吉为帝，可事败被杀。经过了这些变故，“太祖之后，当再有天下”的传言却在民间传播开来。
1126年，金兵进攻东京开封，赵德昭五世孙赵子崧起兵勤王，试图自立为帝。然而，赵构抢先称帝，赵子崧也决定归附宋高宗。待宋高宗稍微安定后，就开始清算赵子崧之前的行为，将之流放到岭南。偏偏宋高宗是一个懦弱无能的皇帝，面对金国的入侵，他只能苟且偷安，甚至不惜称臣纳贡。在这样的环境下，“太祖之后，当再有天下”的传言在民间更是传得沸沸扬扬。

宋朝世袭图
或许这是天意，宋高宗在南逃过程中，被金兵吓破了胆，失去了生育能力。孟太后甚至认为，徽钦二宗被俘，高宗不能生育都是太宗夺位带来的报应。当时的朝廷上下，包括宋高宗本人也开始相信“太祖之后，当再有天下”是天意，因此要决定立太祖之后为嗣。
1129年，宋高宗开始在太祖后裔中选择继承人，初步考察对象赵伯琮、赵伯浩二人，二人进宫后，有一只猫经过，赵伯浩用脚踢开了猫，而赵伯琮拱立未动，这实际上就是一个面试过程。高宗认为，赵伯浩性格轻浮，赵伯琮相对沉稳，于是就初步将赵伯琮定位了培养对象，并改名为赵瑷。

不过，宫中之事瞬息万变，赵瑷的继位之路，依然是一个漫长曲折的过程。当时，赵瑷只有六岁，就交给妃子张婕妤抚养。不久，吴才人为与之争宠，也请要养育一子，于是高宗选赵伯玖入宫，赐名赵璩。于是，立嗣之争演变为了后宫之争。后来，岳飞、赵鼎等主战派人士多次催促宋高宗立赵瑷为嗣，但是都没有被同意。秦桧执政时期，他极力支持赵璩，朝廷无人敢议此事。于是，赵璩就成为了求和派的支持对象，而赵瑷则自然代表着主战派。看似一场普通的立嗣问题，实际上却牵扯到了后宫和朝廷上下的利益之争，十分复杂。
1155年，秦桧去世，大臣们再次建议立赵瑷为帝，宋高宗也开始认真思考这个问题。在最后一轮考察的时候，宋高宗给赵瑷、赵璩给赐宫女十人，后又召回进行体检。考察的结果赵瑷不近女色，于是他成功获得了宋高宗的青睐。1160年，完颜亮准备大规模入侵南宋，宋高宗被迫全面启用主战派，赵瑷也正式被确立为皇子，又赐名为赵玮，后又赐名赵赵昚，立嗣之争结束。

绍兴三十二年（1162年），宋高宗宣布退位，成为太上皇，赵昚继位为帝，是为宋孝宗。
二，张浚北伐和隆兴和议
完颜亮发动全国之力之力进行南征，导致后方不稳。1161年，完颜雍在辽阳称帝，金国出现了二主并立的情况。同时，契丹人移剌窝斡发动了独立运动，北方旧宋百姓也出现了起义，著名词人辛弃疾就在这时候参加了耿京起义，擒杀叛徒张安国。然而，宋高宗没有选择金国内乱时期北伐，使得南宋错失了收复中原的大好良机。
宋孝宗继位后，力图收复中原，开始着手北伐战争。他在朝廷排斥求和派，重用主战派，为岳飞平反。1163，金国内乱平定，金世宗派遣使者向南宋提出了恢复绍兴和议的约定，并要求南宋归还采石之战期间攻占的淮北之地。宋孝宗于是启用主战派的张浚，对金国采取强硬政策。
同年三月，金国派遣大军进攻淮北。五月，张浚命宋将李显忠、邵宏渊率军六万北上迎战。然而，宋军一开始就出现了不和的局面。李显忠部很快就占领了安徽灵璧，而邵宏渊所部却围攻虹迟迟不下，于是李显忠遂率部助攻，守将便立即向李显忠投降，这引起了邵宏渊的忌恨。此后，宋军乘胜北上进攻宿州，李显忠再次击溃了金兵。经过此战，李显忠名声大起，被任命为了淮南招讨使，邵宏渊只是招讨副使。

张浚北伐
不久，金国将领纥石烈志宁带10万精兵进攻宿州，李显忠主动迎击，恶战开始。而邵宏渊则不想出兵相救，而是坐观虎斗，最后干脆乘夜逃跑。在战斗的关键时刻，邵宏渊又散布谣言，说金国20万援军即将到达，搞得宋军人心惶惶。最终，李显忠不得已而南退，金国也发现宋军撤退了，也非常意外，认为这是一个圈套，不敢追击。此战，被称为“符离之战”，其失败的主因是将帅不和，同时也说明了宋军对金兵还有害怕心理。

符离之战失败，求和派势力又开始抬头，秦桧党羽汤思退于七月出任右相，与左相陈伯康都主张求和。金国方面，经符离之战后，也认识到南宋军队战斗力在恢复，难以消灭，于是就降低了要求，称可以改宋金之间的君臣关系为叔侄关系，并减少一定的岁币。但是宋高宗不想放弃淮北土地，拒绝和谈。
这时候，太上皇宋高宗出面了，他要求宋高宗接受金国的提议。正在南宋君臣争论不休之时，金兵已经占领了淮南，兵临长江，大势已去。当年十二月，南宋和金国再次达成了协议，史称“隆兴和议”。双方约定：“正皇帝之称，为叔侄之国，岁币减十万之数，地界如绍兴之时”。和绍兴和议相比，隆兴和议提高了南宋的地位，开始和金国平起平坐。但是总体而言，此合议依然是一个丧权辱国的合议，代表了南宋的软弱无能。

张浚含恨去世
隆兴和议的达成者表面上是宋孝宗，实际上的操作者却是宋高宗。宋高宗虽然退位，但是他在关键时候往往会限制宋孝宗，让宋孝宗成为了自己的提线木偶，这就是宋孝宗的悲哀。
三，乾淳之治的开创
隆兴和议虽然相对耻辱，但是也结束了宋金的对抗局面。此后的四十多年，两国一直保持和平的状态，这给南宋的经济开发，社会稳定提供了有利的条件。宋孝宗也在此阶段励精图治，开创了南宋的盛世——乾淳之治。
和北宋相比，南宋出现最大的问题就是权臣太重，南宋出现过秦桧、贾似道等权臣，给国家带来了巨大的灾难和屈辱。宋孝宗吸取了秦桧专权的教训，严防宰相发展个人势力。他重用副宰相参知政事，对正宰相形成了很大的牵制。在监察制度上，宋孝宗加强台谏官的监察职能，并将之作为监察宰相的主要机构。当然，宋孝宗本人也是非常勤政，这当然是的权臣没有机会控制朝政。

宋室南渡后，国家失去半壁江山，财政更加困难。宋孝宗则按照的“熙宁变法”的思路，大规模整顿治理，裁汰机构。1186年，临安府罢逐青吏三百多人；1188年，又裁汰百司冗官七百多人。宋孝宗还严格限制恩荫数目，缩减各级官员荫补的数量。在军事上，宋孝宗对井队进行了整顿，推行义兵制（类似于现在的义务兵），“籍民家三丁取一，以为义兵，授之弓弩，教以战阵，农隙之时，聚而教之。”此举也是一定程度上恢复了王安石的“保甲法”，大大缓解了财政上的困难。
在经济领域，宋孝宗主要推行休养生息。在位期间，宋孝宗多次下令减轻赋税。南宋初期，朝廷经常提前征收本税季的田赋，称为“预催”。例如夏税征收的时间是八月，但是税务部门却要求必须在七月底征收完毕，后来甚至提前到了四月、五月。1177年，宋孝宗下令，如果户部缺钱，可以先到国库借60万贯钱，禁止向百姓提前征收，违者严惩不贷。此举终于解决了南宋的预催问题，使得“民力少宽，公私俱便”。
宋孝宗非常重视修建水利工程，他提出“勉农桑，尽地利”，水利不修，失所以为旱备” 。史称宋孝宗期间，“水利之兴，在在而有，其以功绩闻者既加之赏矣，否则罚亦必行，是以年谷屡登，田野加辟，虽有水旱，民无菜色”。这些赞美之词虽然过于夸张，但是也能够反映该时期经济得到了恢复。
在商业方面，宋孝宗正式将纸币作为了法定货币之一。南宋偏安一偶，缺乏铜钱，民间贸易不便。为了解决这个问题，南宋于1160年设置“行在会子务”，发行会子，会子是用楮木皮造的纸印制的纸币，也称楮币。隆兴元年，会子上盖“尚书户部官印会子之印”使得会子正式成为了国家法定货币。宋孝宗非常重视会子的保值工作，不滥发纸币，使之和铜钱使等值，这无疑是有利于商品经济发展的。

交子（左）和会子（右）
在思想学术上，宋孝宗采取了兼收并蓄、百家争鸣的政策。当时有理学和新学之争，宋孝宗不会刻意打击其中一派。1168年，太学录魏掞之攻击“王安石父子，以邪说惑主听，游人心，驯致祸乱”，请宋孝宗废除新学。此举违背了百家争鸣的政策，魏掞之被贬出了京城。在这种百家争鸣的学术环境下，沉寂三十多年的苏氏蜀学也复兴了。在该时期，宋学进入了繁荣的局面，出现了朱熹、陆九渊、陈亮、叶适等思想家，也有陆游、范成大、杨万里等针砭时事的诗人、词人。

鹅湖之会
宋孝宗创造了乾淳之治，但是他依然感觉郁郁不得志。隆兴和议后，宋孝宗时刻也没有忘记收复中原故土。1172年，他对丞相虞允文说:“丙午（靖康元年）之耻，当与丞相共雪之。”他重用取得采石之战胜利的虞允文，制定了进军陕西，会师河南计划。宋孝宗说:“若西师出而朕迟回，即朕负卿；若朕已动而卿迟回，即卿负朕。”但是，虞允文在1174年操劳过度而病死，享年六十五岁，宋孝宗失去了一位志同道合的大臣。而宋高宗直到1187年才去世，此时的宋孝宗已经年过花甲，早已没有了北伐的志气。1189年，金世宗去世，金章宗继位。宋孝宗不愿对后辈称侄，于是选择退位。1194年，一代中兴之主宋孝宗病逝，我想他的遗憾和陆游、辛弃疾、张浚是一致的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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